我生于1950年代上海，关于过年的回忆，也有着特殊时代烙印。那时候，提倡“移风易俗过春节”，但是除“陈”（尘）布新，祈求新年安康的扫尘传统却延续了下来。
和千家万户一样，我家春节前总要大扫除，清扫家里的每个角落，擦拭干净各种器具，拆洗被褥。除了居家环境的整洁，家里老老少少也会将自己收拾打扮一番，希望能面貌一新、清清爽爽地迎接新年。
说起大扫除，不得不说说打蜡。我家住的瑞华公寓是打蜡地板，厚实的没经过任何化学品预处理的宽条实木地板。为了保养地板，隔几个月就需要打一次蜡，即给地板上蜡。据长辈说，公寓收归国有后，曾由公家派人定时来打蜡。后来提倡自己动手，艰苦奋斗，打蜡的事就分派给住户了。
每年春节、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前，公寓里开电梯的师傅会拿着一杆秤、一大桶深褐色黏糊糊的地板蜡和一些旧报纸来敲门，“发蜡了，发蜡了！”根据当时规定，每间房间发四两蜡，走廊比较长，也发四两。师傅秤好了蜡，倒在旧报纸上，又去敲邻居家的门。
刚发的地板蜡是湿软的，可是哪怕放在有盖的罐子里，过不了多久就干硬了，而干硬的蜡涂起来非常费劲。因此，我家总是在春节前夕打蜡，并趁着打蜡做大扫除。
给地板打蜡花时间花力气，成了大事。打蜡有三道主要工序：清理地板、上蜡和打光，一般要花一天时间。
打蜡前，我先去公寓的电梯间借一把“打蜡拖畚”回来，楼里的北方邻居称之为“打蜡拖把”。这种老式洋气的打蜡拖畚现在已不多见。那是一把长寸、宽五六寸的棕刷，棕刷上有一块沉重的黑色铸铁，并安装了可以活动的长木柄，木柄的长度比一般的拖畚柄长出一截。打蜡拖畚很重，提起来非常吃力，我总是坐电梯上楼，双手抓住长木柄，从电梯里用力拖进家门。
打蜡最好选个干爽的晴天，可以开窗通风，让湿蜡干得快一点。打蜡那天，一大早起来就开始清空房间地板上的杂物和床底下的箱子鞋子，并把搬得动的小家具，如桌椅板凳，挪到走廊里。
清理地板是先用扫帚仔细扫地，把地板缝隙之间的灰都扫干净。由于地板上难免会有些日积月累留下的污垢，打蜡的第一步是在打蜡拖畚下放上细钢丝棉，把地板拖一下，磨去地板表层的污垢。这是个力气活，常由家里最强壮有力的那位来做。之后仔细清扫，并用干拖畚擦去所有的灰尘。
这时候可以开始打蜡的第二步了。戴上棉纱线的工作手套，找块厚抹布，蘸上湿蜡，均匀地抹到地板上。时而坐在小板凳上，更多的时候是蹲着或跪着。上蜡是慢工出细活，若是粗枝大叶，留下太多瑕疵，可以在第一层蜡快干的时候，再上一层蜡补救。上蜡让我切身体会到“欲速则不达”。
上完蜡之后，耐心等待两三个小时，甚至更久。一般要到下午，蜡才干透了。这时候的地板看上去暗淡无光，上面有蜡的抹痕，地面略有高低。于是又拖出沉重的打蜡拖畚拖地板，用棕刷磨平蜡面，去除抹痕。这最后一步也很吃工夫，开始只能几寸几寸磨。磨平后，用扫帚扫净蜡屑，最终可以“大刀阔斧”，几尺几尺来回拖地了。直拖到地面平滑，地板发光。等拖完地，一定是热得脱去了棉袄，头上冒着热气。
洗旧迎新的另一任务是沐浴。四五十年前，上海人家里没有暖气，冬天在家洗澡是一件大事。我家住的老公寓，前住户留下了老式的美国通用牌煤气灶，有四个灶眼。到了年前要洗澡了，就把家里的烧水壶大锅子都找出来，四个灶眼一起烧开水。一个人洗，烧一趟水，等全家洗完，要四五个小时。
洗澡还不能在浴缸里洗，浴缸又大又深，冬天冰冷冰冷，四壶开水倒进去，水才几寸高，热气立马散尽。再说，我家浴室的窗对着光井，冬天阴冷。母亲找出了陪嫁的铜箍大木盆，那时候，南方人家基本都有木盆，用来洗衣洗澡。
洗澡，自然也要选择一个大好晴天的下午。在朝西的房间里，一屋子暖暖的阳光，热呼呼的清水，冉冉上升的蒸汽，热气渗进了身体，驱走了冬天的寒气，十分惬意。
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我工作了。不少同龄人在工厂做工，冬天可以在厂里的浴室洗热水澡。我跟一位发小，大学毕业后成了教书匠，学校里没有供师生冬浴的设备。发小提议去公共浴室，那里的淋浴比在家洗澡畅快尽兴。于是，这成了我俩的年前节目，每年结伴去洗澡。
淮海路上曾经有一家“淮海浴室”。冬天，特别是年前，门口排起了等候洗澡的队伍，分两队，一队男，一队女。男队较短，因为男士去洗“混堂”，据说一个大池子里泡了许多人，多挤进去个把人关系不大，因此男队快速前行。女队则不然，只有淋浴，需要有淋浴头空出来，才能进入浴室。
我跟发小站在寒风里，兴致盎然地聊天，人影在下午的阳光里，越来越长，阳光渐渐挪到了墙角跟，后来人影也见不到了。那个年代，什么都排队，洗澡排几个小时，也很自然。
喜欢说话的，排着队，跟前后左右聊起来了。春节前夕，聊的最多的是买年货，那会儿供应紧张，许多年货凭票供应。排队时，互通情报，哪家店的年货品种齐全，哪家货源充足，哪个时段去买容易买到。譬如离淮海浴室不远的“万兴”，那里的南货品种繁多。虽然“万兴”已改名“第二食品商店”，附近居民依旧沿用旧名。
排队的女士都拎着网线袋，袋子里是换洗衣服、毛巾、肥皂盒、木梳。考究的女人，开始用洗发膏了，当时上海出产两个牌子，美加净和海鸥。美加净的塑料罐子是白色带红字，海鸥是天蓝色的。透过网线袋，还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棉毛衫裤是什么颜色的，是新的、旧的，还是破的。
队伍慢慢往前挪，浴室的玻璃门推开了，从里面走出来的女人，像刚出了蒸笼，浑身上下冒着热气，满面红润，湿漉漉的头发上包着蓝白竖条的414毛巾。看门师傅对着女队叫道：下一位。
终于轮到我俩了。女浴室是一个大统间，靠墙两边各有一排莲蓬头，两三个人合用一个。一群女人，习惯了粗砺的鲜有个人空间的生活，在蒸汽弥漫的浴室里忙乱着，热水哗哗地冲洒在头上身上，冲走了尘腻，冲走了寒意，冲走了烦恼和不快。
过春节，意味着要去走亲戚，访朋友，当然要让亲友看到自己很登样。衣冠不整，头势不清爽是绝对不行的。那就去趟理发店吧。
上海著名的红玫瑰美容院，离我家不远。据查史料，这家开业于1936年的理发店初名庚新理发店，后改称红玫瑰理发店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理发店老老实实，都叫理发店，没有发廊、美发厅等别名，红玫瑰也尚未升级至“美发厅”“美容院”。红玫瑰坐落在常熟路淮海大楼的底层，夹在美伦照相馆和一条弄堂之间，弄堂通往淮海大楼的汽车间和网球场。虽然只有一开间门面，店堂却很深，大楼底层天花板又高，红玫瑰不分白天黑夜都开着亮灿灿的日光灯，水磨石地面光滑铮亮， 店堂明亮宽敞。
红玫瑰理发店后改名为庆新理发店、红玫瑰美发厅、红玫瑰美容院，并从淮海中路1326号的淮海大楼搬至淮海中路1352号（图为如今的红玫瑰，图源：新闻晨报）
靠门有几个凳子，坐着等候的顾客，里边两排理发椅，老式的，笨重占地方，店堂尽头的洗头区水汽弥漫。跟附近的照相馆药房相比，红玫瑰最为热闹，人来人往，飘出爽身粉、花露水和肥皂水的香味。
从店堂里还不时传出笑声，顾客和理发师你一言我一语地嘎三胡。理发师中，扬州师傅为多，人人头势清爽，上衣口袋里插着窄窄的木梳，在为顾客服务的空隙，不忘对着店里的大镜子，抽出小木梳，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。扬州师傅们一个个小分头纹丝不乱，无疑是理发店的最佳广告。
红玫瑰平时就生意兴隆，到了春节前，更上一层楼。店堂内坐满了顾客，等候的队伍从店门口伸延到马路上。多数女客都是来烫头发的，烫发颇费时间，初始没有化学冷烫，只有电烫，头发修剪完，把湿发绕到卷发筒上，坐在电热头罩下烘干，一坐一小时，最后再由理发师用电吹风上下左右吹半天定型。那年春节大年初二我要去吃喜酒，咬咬牙站到队伍末端。
等了个把小时，天色有些暗了，扬州师傅打开店门，对在寒风中排队的女客说：“外边的不要排了，里边都是来烫头滴，今天莫得时间了，打烊前做完里边的就差不多了。”大家七嘴八舌抱怨起来，师傅两手一摊：“莫得办法。”
我凑上去，轻声说：“我不烫头，就剪个短头发，今天晚上帮我剪了吧。”师傅看看我，一口答应：“好滴好滴。你进来，等一下子哦。”
要知道，我跟红玫瑰交情很深。出生后第一次理发，即剃胎发，就是去的红玫瑰。那时尚无电动推子，不知老师傅是用锋利的刮刀还是剪刀对付一头软软的胎发。妈妈说，我在红玫瑰哇哇大哭，师傅说我声音宏亮。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小学三年级的我，第一次独自出去理发，也是去的红玫瑰。手里揣着妈妈给的五毛钱，进了红玫瑰，扬州师傅说：“小妹妹，剪个削头吧，削头很好看滴。”削头也称“游泳头”，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新发型，不再只用剪刀剪，而改用剃刀削头发，头发更有层次感， 发型也不是前后一般齐了，前短后长的流线年代上海，女顾客们在一家理发店烫头发
